十年來，盡管我國的電力體制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績，但客觀地說，面對電改十年來的變化和所帶來的新問題，社會各界認為電力體制改革基本上不成功的意見，還占有相當大的比例。大家對電力體制改革不夠成功的歸因，集中在兩個截然相反的方面。

　　一方面有人認為，電力體制改革的市場化步子太慢，沒有按5號文件的精神走下去，甚至在某些地方還出現了倒退。所以，電力體制改革根本就不成功;另一種意見則認為電力體制改革本身就帶有方向性的錯誤。

　　例如，面對當前我國電力行業的諸多困境，能源部的一位老部長，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他曾拜訪過國際上電力體制改革的鼻祖，一位英國的電力體制改革的策劃人。不過得到的答案卻是“如果早知道改革會是今天這樣的結果，他絕不會去倡導英國的電力體制改革”。應該說認為改革的結果今不如昔的，在我國國內(尤其是在發電企業的從業人員中)，絕對不會是少數。

　　在筆者看來，市場經濟應該是人類文明發展史上能夠刺激生產力大發展的一個重要的階段。這個歷史階段，對于社會發展來說是不能逾越的。這個道理已經被眾多計劃經濟國家的失誤和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成功所證實。但是市場經濟也有它自身的局限性，因此，市場化改革，未必就是市場競爭越充分，市場化的程度越高，效果就越好。

　　水電商業競爭過度

　　當前，我國水電的改革存在著“央企之間的競爭過度，而協調不足”的問題。因為，任何大型的水電的開發建設都是與水資源的調控緊密相連的重要工程項目，也是關系到國計民生的重大公益事業。江河水利水電開發的這個特殊性質，往往容不得我們用項目的成敗，來對開發者進行市場化的競爭和淘汰。

　　所以，過度的市場競爭對于水利水電的開發未必是一件好事。美國可以算是全世界實行市場經濟最徹底的國家，但是，美國政府對水電開發的市場化程度，卻遠沒有達到我們的水平。美國江河的大型水電開發權，在全國范圍內按照不同的區域，被分派給了內務部墾務局、田納西流域管理局和美國工程師兵團這三個部門。這三個部門在指定的區域內，都有代表聯邦政府行使權力的職能，同時各自所在的區域內水利水電開發的成果，又帶有三個機構之間相互比較和競爭的效果。聯邦政府不會讓他們在某一區域內進行交叉競爭。這種情況有點像我國電力體制改革后的電網，容許中央企業之間進行區域性的比較和競爭，但是，不讓他們進行交叉競爭。

　　相對于我國水電的改革，美國政府開發大江大河的態度非常慎重，開發權根本就不肯交給企業，而是由聯邦政府的某個機構直接操作。不過，如果沒有交叉競爭，由國有獨資的企業代替政府機構的做法，也不是沒有成功的案例。例如，法國就是由國有獨資的法國電力公司代表法國政府用市場化的手段開發核電、水電的。

　　可見，電力體制的市場化的改革未必不可以，但是，一旦產生了交叉競爭，其競爭的結果將必然是中央政府權威的喪失。有人會說，在江河開發上喪失了中央權威有什么可怕?難道地方政府就不是為百姓謀福利的嗎?的確，很多情況下地方政府往往更能代表地方百姓的權益。然而，由于江河開發的收獲與損益是流域性的，僅僅由某一局部的地方政府規劃和決策水利水電項目的開發，對整個流域來說未必是科學的、合理的。

　　所以，世界各國大江大河上的水利水電的開發權，一般是由中央政府直接來掌握的。這樣才有可能做到科學合理的開發建設。這也是水利水電開發不同于其他行業的一個重要特點。

　　我國和法國一樣，理論上中央政府有權賦予國有獨資企業一定的職能去開發江河。但是，如果當我們一方面賦予了電力集團代表中央政府開發江河權力，又同時容許他們之間進行商業性的交叉競爭的話，最后的結果必然是使得所賦予的開發權大幅度貶值，甚至是失效。這種不良的后果，早已經在現實中出現了。

　　2011年年底，中央三部委曾聯合發文叫停了一些地方政府有償轉讓水電開發權的行為。這就是中央治理電力體制改革后遺癥的一種舉措，但這似乎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因為，中央政府要保持對大江大河的開發權的前提，是不能讓代表中央政府的國有獨資企業之間在一條流域上進行交叉競爭。

　　央企競爭致矛盾加劇

　　電力體制改革之后，國家雖然也基本劃定了各個電力集團公司的流域開發范圍，但是，由于劃分不夠細致也沒有明確的法律保證，國有電力企業甚至其它企業通過各種渠道爭取水電站開發權的可能性不僅存在，而且時有發生。這種商業競爭不僅極大的加劇了央企之間矛盾，也會影響央企代表國家開發江河的形象。同時還可能會加劇中央企業和地方政府的矛盾。

　　假設不斷有央企向地方政府承諾，如果交給他們去開發的話，就可以給地方政府更大的經濟回報，地方政府當然愿意在合法競爭的前提下，選擇能讓地方經濟發展更快的一方。盡管這也是能加速地方經濟發展的好事，但是，如果央企之間的“讓利”競爭不斷升級，那么結果將會如何呢?

　　在不加碼開發權就可能不保的情況下，已經獲得開發權的央企再咬牙也會繼續加碼(除非它同意地方政府換人)。但是，如果上級政府堅決不同意，或者工程已經進行到了不能再換開發商的時候，獲得開發權的央企，就未必能按照地方政府的意愿再繼續增加回報。這就難免會讓央企和地方政府之間出現一定的矛盾。

　　這里，我們絲毫也不能責怪地方政府的胃口太大，只能怪我們的政策制定的不夠科學，自己給自己招來了麻煩。一旦中央政府容許了幾個代表國家的企業，都來參與開發權的競爭，也已經就把原來幫助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性質，變成了央企要利用地方的資源賺錢的商業競賽了。對此，有位地方政府的官員說的很尖銳：你們央企在國外開水水電項目的時候，一定要給外國政府很高的回報，為什么就不能用同樣的標準對待中國自己的地方政府呢?

　　也許有人會覺得，有矛盾、有意見也沒什么關系。因為，我國的各級政府絕對是要下級服從上級的。但是，事實上地方政府官員對央企的支持態度，將對水電項目的實施起著最關鍵的作用。例如，由于沒有交叉競爭的矛盾，我國的鐵路、公路、水利工程項目的移民，往往給的補償比水電項目少很多，卻很少出現移民不滿的群體事件。但是，水電工程移民，雖然給錢更多，卻總是矛盾不斷、群體事件頻發。這里的根本差別，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地方政府官員的態度和支持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