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實節能減排須提高處罰標準
胡錦濤同志在十七大報告中說，要完善有利于節約能源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的法律和政策，加快形成可持續發展體制機制。落實節能減排工作責任制。開發和推廣節約、替代、循環利用的先進適用技術，發展清潔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保護土地和水資源，建設科學合理的能源資源利用體系，提高能源資源利用效率。發展環保產業。加大節能環保投入，重點加強水、大氣、土壤等污染防治，改善城鄉人居環境。
我國政府明確宣布，把節能減排作為今年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提高經濟效益的現實、有效的切入點和突破口。但是，我國在節約能耗和保護生態環境方面面臨的挑戰依然嚴峻。今年上半年，單位GDP能耗下降和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下降兩大目標在實現程度方面取得了明顯的進展，單位GDP能耗明顯下降，但能耗指標上半年沒完成任務，全國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不降反升”。
那么，如何盡快完成節能減排目標？目前，我們采取更多的措施是鼓勵性的，以經濟獎勵為主。這種鼓勵性政策又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針對個人的。比如，山西省環保局和省財政廳針對重點城市空氣質量改善工作，聯合制定出一項具體的獎勵辦法———對考核排名前移城市的“一把手”給予重獎，獎勵最高額度達到200萬元。一類是針對單位的優惠政策。比如，國家有關政策規定，裝有脫硫設施的電廠可以享受每度電0．015元的補貼。
但是，懲罰性措施尚且不足。獎勵和處罰是相對應的關系，二者相輔相成，才能形成更積極的促進作用，少了其中的任何一項就會使激勵力度打折扣。今年上半年，國家環保總局對各省市的檢查顯示，17個省（區、市）環保不及格。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能耗增長過快，火電廠的脫硫設施嚴重滯后。新增投產的3200多萬千瓦火電裝機中，同步建成并運行的脫硫設施只有一半，同時，未采取任何污染治理措施的小火電機組又增加了1000多萬千瓦。
這并非是我國相關技術達不到，而是一些地方和單位不舍得、不愿意進行環保設備投資。面對現狀，國家環保總局周生賢也深感懲罰措施的缺位，他提出，“今后對沒有按期完成治理任務的企業，不僅要實行限期治理，治理期間限產限排，還要全額追繳脫硫優惠資金”，也就是說，未達標者所面臨的處罰也只是可能被“全額追繳脫硫優惠資金”而非新的處罰。這自然會影響到處罰的威懾力。處罰跟不上，就不能增加企業的違規成本，而如果不能增加其成本，企業就沒有主動在環保方面加大投入的積極性。談到這一點，我們不妨借鑒一下美國的做法。
美國最大的煤炭電力公司———美國電力公司由于發電燃燒煤炭排放的廢氣，長期以來制造環境污染，甚至讓人產生呼吸道疾病，因此被告上法庭。10月9日，該公司與美國司法部和環保署達成和解，同意支付高達46億美元罰款并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將近七成，以結束這樁訴訟8年的案子。根據協議，美國電力公司付出46億美元和解金用于增加污染防治措施，必須在未來10年內減低一氧化氮排放量69％，二氧化硫排放量降低79％，并花6000萬美元清除過去所造成的嚴重污染，還要繳交1500萬美元的民事罰款。這是美國史上環保訴訟中罰款最高金額案例。
面對如此之高的成本，哪怕實力再強大的公司也心有余悸，這就是巨額處罰的威懾力。企業不注重環保大都是出于降低成本的考慮，如果由此面臨的罰款遠遠大于其“節省”下來的成本，那么，就不會有任何一個企業輕易敢冒險碰環保紅線。相比之下，我國對那些污染環境的企業處罰過于輕微。我國法律的懲戒力度實在太弱，重大水污染的罰款上限是100萬元，而大氣污染行為，法律所規定的處罰上限僅為50萬元。這種處罰力度遠遠低于企業污染環境的成本，它們又怎么能有動力以環境保護為重呢？
因此，要落實節能減排，除了獎勵，還應該提高處罰標準，加大漠視環境者的成本。
我國政府明確宣布，把節能減排作為今年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提高經濟效益的現實、有效的切入點和突破口。但是，我國在節約能耗和保護生態環境方面面臨的挑戰依然嚴峻。今年上半年，單位GDP能耗下降和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下降兩大目標在實現程度方面取得了明顯的進展，單位GDP能耗明顯下降，但能耗指標上半年沒完成任務，全國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不降反升”。
那么，如何盡快完成節能減排目標？目前，我們采取更多的措施是鼓勵性的，以經濟獎勵為主。這種鼓勵性政策又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針對個人的。比如，山西省環保局和省財政廳針對重點城市空氣質量改善工作，聯合制定出一項具體的獎勵辦法———對考核排名前移城市的“一把手”給予重獎，獎勵最高額度達到200萬元。一類是針對單位的優惠政策。比如，國家有關政策規定，裝有脫硫設施的電廠可以享受每度電0．015元的補貼。
但是，懲罰性措施尚且不足。獎勵和處罰是相對應的關系，二者相輔相成，才能形成更積極的促進作用，少了其中的任何一項就會使激勵力度打折扣。今年上半年，國家環保總局對各省市的檢查顯示，17個省（區、市）環保不及格。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能耗增長過快，火電廠的脫硫設施嚴重滯后。新增投產的3200多萬千瓦火電裝機中，同步建成并運行的脫硫設施只有一半，同時，未采取任何污染治理措施的小火電機組又增加了1000多萬千瓦。
這并非是我國相關技術達不到，而是一些地方和單位不舍得、不愿意進行環保設備投資。面對現狀，國家環保總局周生賢也深感懲罰措施的缺位，他提出，“今后對沒有按期完成治理任務的企業，不僅要實行限期治理，治理期間限產限排，還要全額追繳脫硫優惠資金”，也就是說，未達標者所面臨的處罰也只是可能被“全額追繳脫硫優惠資金”而非新的處罰。這自然會影響到處罰的威懾力。處罰跟不上，就不能增加企業的違規成本，而如果不能增加其成本，企業就沒有主動在環保方面加大投入的積極性。談到這一點，我們不妨借鑒一下美國的做法。
美國最大的煤炭電力公司———美國電力公司由于發電燃燒煤炭排放的廢氣，長期以來制造環境污染，甚至讓人產生呼吸道疾病，因此被告上法庭。10月9日，該公司與美國司法部和環保署達成和解，同意支付高達46億美元罰款并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將近七成，以結束這樁訴訟8年的案子。根據協議，美國電力公司付出46億美元和解金用于增加污染防治措施，必須在未來10年內減低一氧化氮排放量69％，二氧化硫排放量降低79％，并花6000萬美元清除過去所造成的嚴重污染，還要繳交1500萬美元的民事罰款。這是美國史上環保訴訟中罰款最高金額案例。
面對如此之高的成本，哪怕實力再強大的公司也心有余悸，這就是巨額處罰的威懾力。企業不注重環保大都是出于降低成本的考慮，如果由此面臨的罰款遠遠大于其“節省”下來的成本，那么，就不會有任何一個企業輕易敢冒險碰環保紅線。相比之下，我國對那些污染環境的企業處罰過于輕微。我國法律的懲戒力度實在太弱，重大水污染的罰款上限是100萬元，而大氣污染行為，法律所規定的處罰上限僅為50萬元。這種處罰力度遠遠低于企業污染環境的成本，它們又怎么能有動力以環境保護為重呢？
因此，要落實節能減排，除了獎勵，還應該提高處罰標準，加大漠視環境者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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