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工程院院士江億：求索建筑節(jié)能真諦
清晨8點多的陽光透過窗外遮陽太陽能帆板的間隙灑在江億的辦公桌上，經過“過濾”的光線顯得愈發(fā)柔和，將這位55歲的建筑節(jié)能專家的面龐映襯得格外富有朝氣。
進入江億的辦公室，記者險些被錯綜的節(jié)能玻璃隔斷迷惑了視線，一回身拉椅子的空檔，目光又被身后玻璃墻外不斷變的大屏幕吸引了去，屏幕上的拋物線有些類似于股市行情，跌跌漲漲，不停變化。
就在記者看的迷惑時，利落的京腔從身后傳來：“這上面顯示的是對北京市13座各種類型的大樓，各個分支的用電量的實時監(jiān)控，今天是周三，你看上面的曲線，那兩個峰值是周一和周二，兩個谷值是周六和周日，這上面會實時顯示一周內每天、每個分支的耗電詳細情況。”江億說，這是他現在正在進行的工作之一。
“天天喊能耗高，我們就是要實實在在地看看耗電的數值有多大，是怎么耗掉的，是誰耗掉的。只有拿著實際的數據才能說話。”說這話時，江億的表情似乎要將那個耗能耗電的“碩鼠”一把揪出，除之而后快。
這位愛笑、愛說、講究一切拿事實說話的院士，也的確是一個這樣真性情的人。
天津學說話，內蒙古學做人，清華學本事
江億一口利索的“京片子”一度讓記者誤以為他是個地道的老北京，問他時他擺擺手笑道：“我是在天津長大的北京人，在天津上的小學中學，呆了13年，深受天津文化的影響。一句話，我是在天津學話；在內蒙古學人；在清華學本事。”在天津成長的江億言談中也不時顯露出天津人特有的幽默。
誰能想到，這位清華大學教授、中國工程院院士，竟然連初中都沒有畢業(yè)，更沒讀過高中。自小在天津讀書的江億初一時就遭遇了“文革”，很快便隨著“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洪流來到內蒙古四子王旗半農半牧區(qū)種了5年地。
艱苦的插隊生活，是在蜜罐中長大的孩子們無法體會的。但江億卻一笑置之，還戲稱他們這一代是野地里成長起的花朵，能經受得住雨打風吹：“我們7位好友，是在一個屋檐下的知青，那時我們都酷愛哲學，挑燈夜讀了《歐洲文藝復興史》、《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等好多哲學書籍，還常常為一兩個觀點不同而爭論到半夜。”
如今，這7位當初干農活的“行家里手”有的成了國家的副部長，有的是大型國企的董事長、總工，跨國公司的經理、工程院院士，個個功績卓著。
每當回憶起那個動蕩的年代和上山下鄉(xiāng)的艱苦生活，從江億的神態(tài)和話語中都很少能聽到抱怨：“其實那樣的生活也從另一個側面鍛煉了我。”
1973年底，文革中僅有的一次高考將江億帶入了清華建工系暖通專業(yè)學習。
次年3月“開門辦學”就開始下廠勞動，從二七車輛廠、878電子廠，到參加援藏團，他們的大學其實是在工廠里度過的，一起下廠的老師們，在那種特殊的環(huán)境下給了他們許多難忘的教誨，從工廠里那些鉗工、車工師傅們身上，他們也學到了實際生產的本領。
“到大學畢業(yè)時連入學時僅為小學文化程度的同學也都能夠作設計了。”江億笑著說：“實踐就是最好的老師。”
1978年，清華恢復研究生招生，江億回校應考。從這一年開始，江億的生命軌跡就開始與節(jié)能緊緊地聯系在了一起。
三十年悟出節(jié)能真諦
與節(jié)能結緣并一干就是近30年的江億說，他們這一行是近些年被逐漸升溫的節(jié)能降耗大潮推倒了風口浪尖上，他雖然作了半生建筑節(jié)能工作，但直到今年才悟出了一些節(jié)能的真諦。
“一開始我們都只是在做純技術工作，這兩年起才清醒地認識到糾正社會對建筑節(jié)能工作認識錯誤的重要性。”江億說，這其中的真諦我總結兩句話：“營造與自然和諧的室內環(huán)境，實現中國特色的建筑節(jié)能。”
目前正在積極搞調研的江億說，他的學生從世界上許多國家收集第一手的建筑能源消耗數據，他也將與社會學家一起來研討目前中國的建筑節(jié)能問題，找出一條適合我國國情的與能源環(huán)境相協調的發(fā)展之路。
江億認為，我國人民祖祖輩輩養(yǎng)成的節(jié)儉的生活模式、消費文化是非常寶貴的，千萬不能丟。他對城市里鱗次櫛比的新建筑其高能耗的現狀非常憂慮，江億拿清華的新舊建筑作了一番比較，有全封閉空調設備的新教學樓其能耗是舊教學樓的三到四倍。
消耗這么多能源干什么呢？就是為了給人營造一個所謂舒適的室內環(huán)境，那么這種耗費大量能源所營造出來的室內環(huán)境和我們傳統(tǒng)的室內環(huán)境，和能耗很低的室內環(huán)境相比，有多大差別呢？
江億順手一指說：“你上清華東門外面的大玻璃房子里試試，你看它有我這老辦公室里舒服嗎？兩個環(huán)境也許沒有太多的差別，但是能源消耗卻差出近十倍，這就是人們追求的嗎？在豪華的高能耗寫字樓辦公似乎能滿足一些人的自豪感，也是一些人衡量所謂的生活水平提高的標準，但我認為生活水平的提高更應該落在實處。”
面對建筑能耗日益嚴峻的形勢，江億特別強調，如果我國目前這種高能耗建筑任其發(fā)展的勢頭得不到遏制，那么將來在還沒有達到我們所規(guī)劃的規(guī)模時候，便已經會產生大量的社會問題，如能源緊缺、環(huán)境污染、資源配置等等，說經濟發(fā)展將遭遇“滅頂之災”并不是聳人聽聞。
江億給記者舉了個小例子：“這就好像是剛剛改革開放時，一些爆發(fā)戶，買一身名貴的西服穿上大夏天站在太陽底下，挨曬受熱也不脫，就是為了向別人證明他有錢了。但是，現在真正有錢了，富裕了，為了舒服穿什么呢？大概是把這身西裝脫掉，換上休閑裝吧？這就像我們現在蓋樓一樣，姑且不說是不是與周邊的環(huán)境一致和諧和投資多少，如果它建成后要不斷地消耗大量的能源，且又不能提供真正健康舒適的室內環(huán)境，蓋這樣的建筑何用呢？”
以犧牲和消耗我們如此稀缺的自然資源和能源為基礎，去一味追求發(fā)達國家的生活水平和舒適程度。江億說：“這是十分愚昧的行為。”
“真正舒適且節(jié)能的建筑并不是把人放在一個密封的玻璃罩里面用機器制造環(huán)境，而是追求人與自然和諧的舒適狀態(tài)。”從事了半生機械研究的江億正試圖用自己的努力向社會推廣“節(jié)能的真諦”。
砸自己的飯碗也義無反顧
江億說自己應該算個工程師，而工程師腦子里天天琢磨的和最感興趣的應該就是怎么把新技術弄好了，怎么營造更舒適更好的環(huán)境，投入最少的能源達到最舒適的程度。
“但我是矛盾的。”江億說。
當這位節(jié)能專家領悟到節(jié)約能源的根本并不是研究怎樣在現有基礎上去加蓋太陽能遮光板或是隔熱玻璃，而是在建筑伊始就考慮到與自然相協調盡量減少依靠機械的方式時，江億說：“我必須要跳出來說出這些與自己本專業(yè)相悖的話，我的社會責任感要求我這樣去做！”
義無反顧跳出來砸自己“飯碗”的江億似乎欲罷不能了。
2005年，他作為北京市政府的顧問，提出一項“大型公共建筑必須通過節(jié)能審查”的議案和標準，在建委、發(fā)改委等機構都已順利通過，卻在最后一關的市長辦公會上被拿下，他為此與領導們拍了桌子。
“我每天就想著不知又有多少大樓蓋起來了，節(jié)能的問題真是太緊迫了！”
因此，江億在更多的場合扮演的是建筑節(jié)能“鼓吹家”，而不僅僅是采暖通風、建筑環(huán)境的技術專家。
每天，江億都仔細地盯著他辦公室前面的耗能大屏幕，甚至比盯著自家的電表還精細。能耗的升高和降低，牽動著他的每一根神經。
“我現在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把一些關于節(jié)能最基本的問題向全社會解釋清楚。”江億這樣理解自己的使命……
■人物檔案
江億
我國人工環(huán)境工程學科的倡導者之一。圍繞著在節(jié)省能源保護環(huán)境的前提下，為人類創(chuàng)造各種適宜的室內物理環(huán)境的目標，系統(tǒng)地參與了該學科基礎理論、基礎方法的建立和發(fā)展，完成了多項核心技術研究并直接主持了上百項人工環(huán)境工程項目。
他首次提出“模擬設計”（DesignbySimulation）的人環(huán)工程設計理念和具體方法，并組織開發(fā)了DEST大型軟件具體實施這一新的設計過程，利用此方法，他主持完成十余項大型商業(yè)建筑空調設計、三十余個星級賓館節(jié)能改造以及十余個大型城市熱網工程的改造、調節(jié)與控制。如人民大會堂、毛主席紀念堂、故宮博物院、懷仁堂等三十幾個大型重點建筑的空調系統(tǒng)計算機控制工程，任總負責人。
2001年，江億憑借其長期以來在建筑熱環(huán)境模擬分析、地鐵熱環(huán)境仿真與控制、熱網調節(jié)與優(yōu)化、供熱與空調系統(tǒng)的控制與管理、水果蔬菜的產地儲存等方面做出的重要研究成果，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
進入江億的辦公室，記者險些被錯綜的節(jié)能玻璃隔斷迷惑了視線，一回身拉椅子的空檔，目光又被身后玻璃墻外不斷變的大屏幕吸引了去，屏幕上的拋物線有些類似于股市行情，跌跌漲漲，不停變化。
就在記者看的迷惑時，利落的京腔從身后傳來：“這上面顯示的是對北京市13座各種類型的大樓，各個分支的用電量的實時監(jiān)控，今天是周三，你看上面的曲線，那兩個峰值是周一和周二，兩個谷值是周六和周日，這上面會實時顯示一周內每天、每個分支的耗電詳細情況。”江億說，這是他現在正在進行的工作之一。
“天天喊能耗高，我們就是要實實在在地看看耗電的數值有多大，是怎么耗掉的，是誰耗掉的。只有拿著實際的數據才能說話。”說這話時，江億的表情似乎要將那個耗能耗電的“碩鼠”一把揪出，除之而后快。
這位愛笑、愛說、講究一切拿事實說話的院士，也的確是一個這樣真性情的人。
天津學說話，內蒙古學做人，清華學本事
江億一口利索的“京片子”一度讓記者誤以為他是個地道的老北京，問他時他擺擺手笑道：“我是在天津長大的北京人，在天津上的小學中學，呆了13年，深受天津文化的影響。一句話，我是在天津學話；在內蒙古學人；在清華學本事。”在天津成長的江億言談中也不時顯露出天津人特有的幽默。
誰能想到，這位清華大學教授、中國工程院院士，竟然連初中都沒有畢業(yè)，更沒讀過高中。自小在天津讀書的江億初一時就遭遇了“文革”，很快便隨著“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洪流來到內蒙古四子王旗半農半牧區(qū)種了5年地。
艱苦的插隊生活，是在蜜罐中長大的孩子們無法體會的。但江億卻一笑置之，還戲稱他們這一代是野地里成長起的花朵，能經受得住雨打風吹：“我們7位好友，是在一個屋檐下的知青，那時我們都酷愛哲學，挑燈夜讀了《歐洲文藝復興史》、《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等好多哲學書籍，還常常為一兩個觀點不同而爭論到半夜。”
如今，這7位當初干農活的“行家里手”有的成了國家的副部長，有的是大型國企的董事長、總工，跨國公司的經理、工程院院士，個個功績卓著。
每當回憶起那個動蕩的年代和上山下鄉(xiāng)的艱苦生活，從江億的神態(tài)和話語中都很少能聽到抱怨：“其實那樣的生活也從另一個側面鍛煉了我。”
1973年底，文革中僅有的一次高考將江億帶入了清華建工系暖通專業(yè)學習。
次年3月“開門辦學”就開始下廠勞動，從二七車輛廠、878電子廠，到參加援藏團，他們的大學其實是在工廠里度過的，一起下廠的老師們，在那種特殊的環(huán)境下給了他們許多難忘的教誨，從工廠里那些鉗工、車工師傅們身上，他們也學到了實際生產的本領。
“到大學畢業(yè)時連入學時僅為小學文化程度的同學也都能夠作設計了。”江億笑著說：“實踐就是最好的老師。”
1978年，清華恢復研究生招生，江億回校應考。從這一年開始，江億的生命軌跡就開始與節(jié)能緊緊地聯系在了一起。
三十年悟出節(jié)能真諦
與節(jié)能結緣并一干就是近30年的江億說，他們這一行是近些年被逐漸升溫的節(jié)能降耗大潮推倒了風口浪尖上，他雖然作了半生建筑節(jié)能工作，但直到今年才悟出了一些節(jié)能的真諦。
“一開始我們都只是在做純技術工作，這兩年起才清醒地認識到糾正社會對建筑節(jié)能工作認識錯誤的重要性。”江億說，這其中的真諦我總結兩句話：“營造與自然和諧的室內環(huán)境，實現中國特色的建筑節(jié)能。”
目前正在積極搞調研的江億說，他的學生從世界上許多國家收集第一手的建筑能源消耗數據，他也將與社會學家一起來研討目前中國的建筑節(jié)能問題，找出一條適合我國國情的與能源環(huán)境相協調的發(fā)展之路。
江億認為，我國人民祖祖輩輩養(yǎng)成的節(jié)儉的生活模式、消費文化是非常寶貴的，千萬不能丟。他對城市里鱗次櫛比的新建筑其高能耗的現狀非常憂慮，江億拿清華的新舊建筑作了一番比較，有全封閉空調設備的新教學樓其能耗是舊教學樓的三到四倍。
消耗這么多能源干什么呢？就是為了給人營造一個所謂舒適的室內環(huán)境，那么這種耗費大量能源所營造出來的室內環(huán)境和我們傳統(tǒng)的室內環(huán)境，和能耗很低的室內環(huán)境相比，有多大差別呢？
江億順手一指說：“你上清華東門外面的大玻璃房子里試試，你看它有我這老辦公室里舒服嗎？兩個環(huán)境也許沒有太多的差別，但是能源消耗卻差出近十倍，這就是人們追求的嗎？在豪華的高能耗寫字樓辦公似乎能滿足一些人的自豪感，也是一些人衡量所謂的生活水平提高的標準，但我認為生活水平的提高更應該落在實處。”
面對建筑能耗日益嚴峻的形勢，江億特別強調，如果我國目前這種高能耗建筑任其發(fā)展的勢頭得不到遏制，那么將來在還沒有達到我們所規(guī)劃的規(guī)模時候，便已經會產生大量的社會問題，如能源緊缺、環(huán)境污染、資源配置等等，說經濟發(fā)展將遭遇“滅頂之災”并不是聳人聽聞。
江億給記者舉了個小例子：“這就好像是剛剛改革開放時，一些爆發(fā)戶，買一身名貴的西服穿上大夏天站在太陽底下，挨曬受熱也不脫，就是為了向別人證明他有錢了。但是，現在真正有錢了，富裕了，為了舒服穿什么呢？大概是把這身西裝脫掉，換上休閑裝吧？這就像我們現在蓋樓一樣，姑且不說是不是與周邊的環(huán)境一致和諧和投資多少，如果它建成后要不斷地消耗大量的能源，且又不能提供真正健康舒適的室內環(huán)境，蓋這樣的建筑何用呢？”
以犧牲和消耗我們如此稀缺的自然資源和能源為基礎，去一味追求發(fā)達國家的生活水平和舒適程度。江億說：“這是十分愚昧的行為。”
“真正舒適且節(jié)能的建筑并不是把人放在一個密封的玻璃罩里面用機器制造環(huán)境，而是追求人與自然和諧的舒適狀態(tài)。”從事了半生機械研究的江億正試圖用自己的努力向社會推廣“節(jié)能的真諦”。
砸自己的飯碗也義無反顧
江億說自己應該算個工程師，而工程師腦子里天天琢磨的和最感興趣的應該就是怎么把新技術弄好了，怎么營造更舒適更好的環(huán)境，投入最少的能源達到最舒適的程度。
“但我是矛盾的。”江億說。
當這位節(jié)能專家領悟到節(jié)約能源的根本并不是研究怎樣在現有基礎上去加蓋太陽能遮光板或是隔熱玻璃，而是在建筑伊始就考慮到與自然相協調盡量減少依靠機械的方式時，江億說：“我必須要跳出來說出這些與自己本專業(yè)相悖的話，我的社會責任感要求我這樣去做！”
義無反顧跳出來砸自己“飯碗”的江億似乎欲罷不能了。
2005年，他作為北京市政府的顧問，提出一項“大型公共建筑必須通過節(jié)能審查”的議案和標準，在建委、發(fā)改委等機構都已順利通過，卻在最后一關的市長辦公會上被拿下，他為此與領導們拍了桌子。
“我每天就想著不知又有多少大樓蓋起來了，節(jié)能的問題真是太緊迫了！”
因此，江億在更多的場合扮演的是建筑節(jié)能“鼓吹家”，而不僅僅是采暖通風、建筑環(huán)境的技術專家。
每天，江億都仔細地盯著他辦公室前面的耗能大屏幕，甚至比盯著自家的電表還精細。能耗的升高和降低，牽動著他的每一根神經。
“我現在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把一些關于節(jié)能最基本的問題向全社會解釋清楚。”江億這樣理解自己的使命……
■人物檔案
江億
我國人工環(huán)境工程學科的倡導者之一。圍繞著在節(jié)省能源保護環(huán)境的前提下，為人類創(chuàng)造各種適宜的室內物理環(huán)境的目標，系統(tǒng)地參與了該學科基礎理論、基礎方法的建立和發(fā)展，完成了多項核心技術研究并直接主持了上百項人工環(huán)境工程項目。
他首次提出“模擬設計”（DesignbySimulation）的人環(huán)工程設計理念和具體方法，并組織開發(fā)了DEST大型軟件具體實施這一新的設計過程，利用此方法，他主持完成十余項大型商業(yè)建筑空調設計、三十余個星級賓館節(jié)能改造以及十余個大型城市熱網工程的改造、調節(jié)與控制。如人民大會堂、毛主席紀念堂、故宮博物院、懷仁堂等三十幾個大型重點建筑的空調系統(tǒng)計算機控制工程，任總負責人。
2001年，江億憑借其長期以來在建筑熱環(huán)境模擬分析、地鐵熱環(huán)境仿真與控制、熱網調節(jié)與優(yōu)化、供熱與空調系統(tǒng)的控制與管理、水果蔬菜的產地儲存等方面做出的重要研究成果，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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